李艳红在分析当代新闻学理论“规范性意识”（normative awareness）薄弱的问题时指出◆★，与大量实证性研究兴起的现状相反，新闻学者对新闻实践背后的哲学和伦理基础缺乏足够的反思。他们◆★★◆■“在哲学训练上的缺乏使得新闻学研究规范性理论始终裹足不前，这也显示了当代新闻业研究的盲点★◆★■■”。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重视对策性、实务性议题的研究，而对作为实践底层逻辑的规范理论重视不足■■★■，对由于原创理论话语的缺失所造成的正当性危机缺乏足够的认识。
本文并不是要否定既有新闻理论成果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而是强调要缓解甚至化解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尤其是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就必须在持续建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或传媒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把全球化视野、国际意识和跨文化思维作为内在维度纳入其中■★■。因为只有在本土既有的概念理论与全球不同的传媒规范传统★◆★◆★，尤其是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传媒规范理论之间形成可以对话的空间，由此发展而来的学术话语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为我国国际传播赋能的正当性资源★■◆★◆。这要求当代中国传媒规范理论的建构在坚持核心原则和关键要素的前提下，展开对中西规范传统的比较研究，在两者之间寻求中间地带和最大公约数，从一种孤立的主体性膨胀走向更具有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的主体间性思维，从而对自身理论、他人理论及两者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进行深入理解，在多主体互动的对话关系中确立清晰的自我定位■◆■◆■。如此★◆◆◆■★，才有机会借由规范理论所提供的正当性基础，在既有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寻求对西方霸权的超越。
而自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随着当代中国融入全球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对自身国际声誉和国家形象的关注也开始成为一个困扰当代中国国家自我认同的焦点问题。同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型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媒介学逻辑不断打破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区隔◆■★★■，传统意义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信息主权边界不再泾渭分明★★★。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限度建构新闻传播理论的历史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曾经相对边缘化的外宣问题逐渐以国际传播的样貌进入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的中心地带，从一个相对隐性的政治关切变为当代中国最高政治议程的首要事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国际传播”这一提法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此后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其次，应立足当下具体的传播形式与传播实践，描摹西方规范性理念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呈现出的特定样貌，从而把握媒介与政治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在理论与经验的互文中还原媒介被赋予的多重角色。比如，闫文捷等人的研究发现★◆◆■★■，电视问政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产物■◆◆，可视为★◆■◆★“赋权参与★◆★”◆■“民主协商◆◆”等源自西方的政治规范理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一种特殊实践载体，展现了媒介渗入地方治理的一种可操作化模式。一方面■◆★★★★，这种媒介化治理模式确实为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以及公众对官员的民主监督提供了可能的公开平台，在以“商议”理念推进地方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媒介逻辑所规范的真实性和表演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收编与被征调状态，服务于治理展开所遵从的政治逻辑。在此情境中，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织使媒介角色呈现出更具杂糅性与动态性的特征■★★◆★，而这既与西方参与传统中常见的媒介角色呈现出差异，又非某些惯用于描述中国媒体的单一化标签可以概括■◆。因此，直面经验以还原媒介角色在本土传播实践中的丰富性，或可视作规范理论建构的第二种思路。
基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形成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代中国新闻体制运作原则和政策逻辑的体系化表述，对本土新闻传播实践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效能◆◆■★。尽管在改革进程中曾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和传媒运营模式多元化而形成了关于新闻社会角色的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定位，但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政治规范始终发挥着根本性的统摄功能。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视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指导思想■◆■★★，其■★■“目标是基于中国道路形成中国学派，以对中国新闻实践的学理性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新闻理论”◆★■◆。这种对理论自主性的追求无疑是必要的◆★■★◆◆，也对新闻传播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对这种要求的回应★■★◆■■，新闻学者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政治领袖的新闻思想谱系出发，或以喉舌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正确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新闻法制和道德等传统新闻学核心构成要素为线索，或把前两者融会贯通■◆◆★、采取兼而有之的融合框架来构建新时代新闻学理论体系。此外，结合当代中国主流新闻业的动态发展，把上述政治原则和理论要素纳入生动的具体实践案例中进行演绎和诠释◆■★，也体现了中国新闻学者从实践维度丰富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努力■★★。
从传统新闻理论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始终与当代中国的革命传统■◆、政治制度、传媒体制和新闻实践密切相关■◆■★■◆，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取向”特征，“即强调本土实践在知识生成、构建和应用等各个阶段的主导性地位★■”：一方面，■★“强调（本土）实践相对于（西方）理论的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提倡一种悬置理论■★，直面问题，从现实经验中逐级抽象归纳，并最终生成与本土经验相吻合的自主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与特殊性■◆★★◆，倾向于认为◆◆◆◆★‘自主’的实质就是‘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具有中国特征或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在近代中国走向国家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对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和自主性的强调无疑有其历史合理性。在专注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秩序稳定和大众传播尚未突破国家边界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新闻学理论，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内向的、以阐释和规范本土实践为首要旨趣的特征■★★◆◆★，其核心是从理论上阐明与宣示执政党及国家对新闻媒体和公共传播秩序的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遭遇的诸多挑战★◆◆◆★■，本质上并不是源自传播声量不够大、叙事方式不够吸引人、渠道不够丰富等技术性局限★★■，而是源自知识生产缺位所带来的话语正当性危机。尤其从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ies）的知识生产这一视角来看，如果未能在核心理念和价值基础层面对本国传媒体制与传播实践的道德正当性基础进行充分的合理性论证，那么，本土学术话语便无法与西方知识体系展开平等对话和有效竞争，更无法在西方传媒规范理论主导的国际学术话语空间获得一席之地。也正是由于我们在规范理论层面未能形成一套兼具本土解释力和跨文化沟通潜能的话语体系，为参与国际舆论场博弈的中国传播主体提供充足的合法性支撑，才使得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始终处于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危机之中★■◆★■★，极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从根基上被剥夺这种正当性◆★■。
最后，应面向技术演进带来的全球媒介环境变革，把握中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共性问题■★★◆■★，将平台规制◆■■★、技术伦理等领域对规范性问题的讨论纳入理论视野■★■■，探索数字时代乃至智能时代的规范理论创新■◆■。传统的传媒规范理论在数字化时代面临一系列困境◆◆，面对平台权力崛起、受众主体性提升等普遍性趋势◆★◆★，数字时代的规范研究应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共同面对技术带来的挑战◆◆★■。这需要以“去新闻化”的思维摆脱大众媒体时代的研究桎梏，将新闻业视作更大媒介世界的一部分◆■★■◆★，以多学科融合的方式建构起一种跨越媒介社会学、技术哲学■■★★★★、人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元理论”★★◆◆。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规范理论在智能时代又将面临何种挑战★★◆◆，需要何种转型，同样是全球学者共同面对的议题。因此，紧跟媒介技术变革以实现研究视阈的拓展，或可视作规范理论建构的第三种思路。
【作者简介】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国际传播场域的话语权匮乏本质上源自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缺失■★。黄典林教授和博士生安柯宣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9期发文，旨在从传媒规范理论入手★★◆■■★，探讨国际传播背景下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创新的可能路径■◆★◆★■。面对当前我国规范理论生产的局限及其给国际传播实践带来的结构性困境，亟需引入更具反思性与“理论自觉”意识的主体间性思维，建构起兼具本土解释力和跨文化沟通潜能的传媒规范理论，为国际传播提供正当性基础。具体而言，或可通过历史视角下的规范传统打捞■◆★、立足经验现实的媒介角色剖析，以及面向技术变革的研究视阈拓展，实现对西方学术霸权的超越，以及对国际传播秩序的重塑■■。
早在20年前，李金铨教授即在反思华人传媒研究之学术视野的语境下◆◆★★，提出了“超越西方霸权■★■◆■”的呼吁。他一方面强调要深入西方学术脉络，避免喃喃独语★◆■，因为“除非我们入乎西方学术霸权的核心，然后出乎其外★■◆◆◆，否则势将没有资格和他们争鸣或对话”；同时又指出对“中华”和■■“西方◆◆”的区分或有分析上的需要，但最终是为了谋求共识，因为“反对西方学术霸权，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霸权……而是追求一个具有文化特色而又有普遍意义的视野★■，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从争鸣中促进彼此的了解■◆■■”。随着国际传播议题日渐进入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的核心地带，这种★■◆◆■◆“超越西方霸权★★■”的诉求也变得尤为迫切。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知识生产（尤其规范性知识生产）领域的学术霸权与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霸权往往彼此建构、互为因果。而李金铨教授所提倡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思路，对于本土语境下的传媒规范理论建构也极具启发性。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尝试结合本土新闻传播学者对于传媒规范问题业已作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讨论，提出几种研究思路，作为可能的理论突破方向。
一方面■■■◆★◆，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中国媒体不得不面临以西方传媒规范理论为基础的国际传播规则的审视，这种根植于◆★★■◆■“四种理论”传统的视角始终把非西方，尤其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传媒系统及其实践简化为★★◆◆■“威权主义”模式，而忽略了当代中国传媒体系和公共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并不缺乏对于★◆“媒体应当如何◆■■◆★”这类规范性问题的探讨，但在总体上却又面临着规范性知识理论化和体系化水平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既有规范性研究往往停留在新闻业务的操作性层面，或是新闻伦理与法治的合法合规性层面，而未能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建构起一套勾连个人伦理、职业规范★◆★■◆、产业方针、国家政策◆◆、道德哲学等诸多维度的理论体系◆■◆，从而既在微观层面为当代中国媒体工作者的日常行动提供价值指引■★，又在宏观层面为我国国际传播的正当性论证提供知识基础。这导致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在被强势西方理论“他者化”（Otherization）的同时，还处于一种由于自我理论失语而导致的正当性赤字状态■★★◆★■。要弥补这种不足，无疑需要对当代中国既有新闻理论体系在国际传播语境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深刻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旨在从传媒规范理论入手，探讨了当前我国传媒规范理论建构的不足及其对国际传播实践的影响，并试图对未来的理论突破方向进行展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国际传播实践面临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一种理论性解决方案◆★■★◆■。
然而，历史情势的变化与本土新闻理论的发展之间却出现了显著落差，这从前述四种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材中仅有两种在末章简要提及国际传播就可以看出。换言之，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日益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实践基本语境的情况下，传统新闻学的理论体系整体上依然停留在大众传播时代相对自洽和封闭的民族国家边界内部语境之中。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思维的缺失成为这些理论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对新闻理论全球化转型需求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所能调用的理论依据除了西方国际传播研究业已存在的概念和理论之外，本土既有的学术体系并没有为其提供太多有解释力和辩护功能的理论资源。与西方传媒规范理论善于将自身表述为一种超越西方语境的“普世知识”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由于抽象层次有限、共同知识前提缺失、跨文化的普遍解释力不足，而无法与其他知识体系形成平等对话与有效竞争。这导致其无法在规范理论层面为参与国际舆论场博弈的中国媒体实践提供充足的合法性支撑◆★■。换言之■◆■★■★，造成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结构性困境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没有形成一套具有跨文化对话和认知塑造能力的传媒规范理论体系”。
概言之，面对当前规范性理论生产中存在的局限，及其给我国国际传播实践带来的结构性困境，亟需我们在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尤其是传媒规范理论的系统性建构与国际化拓展方面作出突破，以此实现对西方霸权的超越及对国际传播秩序的重塑。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面对西方学术界将近70年的持续理论建构所形成的主导优势◆■■，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除了迎头赶上■■■，别无他途。
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我国长期面临着国际话语权与国家综合实力不相匹配的困境。从知识-权力同构的认知视角来看，话语权的匮乏与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自主表达与理性对话能力缺失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西方知识权威通过权力支配的真理游戏将其理念■■★、标准■■◆★■★、规则等话语制度化为国家行动的规范秩序★■★◆■，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将非西方国家的诉求边缘化和去正当化◆■，从而奠定了19世纪以来不平等的全球权力格局。在此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位于权力结构的劣势◆◆■★，并在话语权的提升上面临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制约。
首先，应以历史的眼光打捞本土语境下的规范传统★★，对影响乃至形塑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规范性话语及其背后的观念基础进行系统梳理，在比较参照西方语境中的相似话语及观念的同时，寻找根植于中华文化基因的价值底色◆★■。比如，操瑞青通过对“有闻必录◆★■★■”这一本土新闻口号的研究发现，其在19世纪后期的概念化过程中被逐渐赋予了全面、真实、客观、公正等内涵，并与史家记事的“直笔◆★◆◆■★”传统相互勾连◆◆◆★，成为近代商业报刊建构自身合法性的重要线世纪初的重新风行又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在现实管控压力下的一种★■◆“天职抗争◆★”，以及对西方“”理念的重新解读。作为形塑中国新闻活动边界的一个重要的本土话语，百余年来关于“有闻必录■★◆◆■★”的讨论触及了“全面★◆■■”“真实”“客观◆◆◆★”◆★■“自由■■◆★◆”等一系列规范性问题，聚焦这一话语所展开的历史性梳理，显然与迈克尔舒德森所书写的“客观性■★◆”理念在美国语境下的诞生与发展史形成了有趣的参照★■★★，与此同时，又对诸如史家“直笔”这类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再度打捞◆■★★■★。因此，回归历史语境以厘清常用概念、话语或修辞背后的观念基础，或可视作规范理论建构的第一种思路。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9期，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从知识生产到秩序重塑：传媒规范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的正当性建构》■■◆★★。此为第三、四部分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